曾经的曾经 发表于 2022-6-21 09:09:24

看大文豪鲁迅的育儿之道


《鲁迅这座山:关于鲁迅的随想与杂感》
房向东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内容简介:本书是一部关于鲁迅的短论、随笔。作者积数年之力,勾稽了曾经跟鲁迅有过交往的人物的材料,扼述这些与鲁迅有干涉过的人物的筒况和他们与鲁迅的关系史,未曾与鲁迅直接交往过的人也扼叙了对象的基本性状,提供了鲁迅之所以要“骂”的背景材料,对几起重要的论战,则扼要引录了双方论旨的原文,对论争双方的是非或作出自己的评价,或援引了研究者的见解。


作者简介:房向东,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华东修辞学会会员,文史爱好者《鲁迅与他“骂”过的人》等论著曾被翻译到日本、韩国出版,台湾亦有出版。


觉醒的父母,完全应该是义务的,利他的,牺牲的,很不易做;而在中国尤不易做,中国觉醒的人,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,便需一面清结旧帐,一面开辟新路。


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,肩住了黑暗的闸门,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;此后幸福的度日,合理的做人。


上面这段话,出自鲁迅的《坟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一文。


鲁迅与许广平结合后,因为工作辛劳繁重,本无意生子。意外之余诞下周海婴后,鲁迅在文豪的角色之外,又多了一层父亲的身份。


面对这个新身份,鲁迅倾其所能,给了周海婴无限的父爱。


看惯了文豪鲁迅的战斗檄文,今天一起来读一读《鲁迅这座山:关于鲁迅的随想与杂感》中的相关节选,瞧一瞧父亲鲁迅的育儿思想。




鲁迅是怎样当父亲的

“偶失注意,遂有婴儿”


鲁迅和许广平本意是不要孩子的,他们之有子嗣是出乎意料的。鲁迅在1931 年4 月15 日致李秉中的信中说:




一个人,为了不停息地工作,却要绝后顾之忧,牺牲养育子嗣的权利,这又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啊!


所谓后顾之忧,首先是抚养和教育经费的问题,也还有为此而耗费的心力和体力的问题,在致母亲的信,致萧军、萧红的信,致增田涉的信和致山本初枝夫人的信中,鲁迅大量地谈到“孩子是个累赘,有了孩子应有许多麻烦”,妨碍写作和学习。鲁迅认为孩子看看是可爱的,养起来却十分烦难。


所谓后顾之忧,还有就是株连了,一个病态的社会是容不得辛辣的社会批评家的。正人君子者流总是觉得他可恶,因而千方百计给以种种攻击,这攻击有时候又要牵连子嗣,当鲁迅没有孩子的时候,曾有人说,这是他做人不好的报应,要绝种的。这也是中国人相当普遍的传统咒骂,“断子绝孙的阿Q”就是精彩的一笔。可是,当鲁迅有了孩子,却又并不证明是“善报”。这时候《鲁迅大开汤饼会》之类的诬蔑,此起彼伏,鲁迅曾愤怒地指出,连出世不过一年的婴儿,也和他“一同被喷满了血污”。尤其当特务加紧迫害,欲追索鲁迅的时候,鲁迅则更需要“挈妇将雏”,离家避难。鲁迅不要子嗣的观念,完全是在旧中国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。




海婴的居室


鲁迅对孩子是十分怜爱的,他说:“既已生之,必须育之,倘何言哉。”对于海婴的居室,鲁迅所做到的,“总是拣最风凉的给小孩睡。冬天,也生起火炉来,海婴卧室一只,鲁迅叨光有一只”。(1929 年5 月23 日致许广平信)在给日本朋友的信中,鲁迅多次谈到寓所朝北,阳光照不进屋,对孩子不适宜,以致常生病。


1933 年4 月19 日,鲁迅写信给内山嘉吉先生,“我们原来的房子朝北,对孩子不适宜,已在一周前迁至施高塔路”,即大陆新村九号。两个多月后,鲁迅高兴地告诉山本初枝夫人:“搬家后孩子似乎很好,很活泼,肤色也变黑了。”在给母亲的信里,鲁迅也说:“因为搬了房子,常在明堂里游戏,或到田野间去,所以身体也比先前好些。”




“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”


鲁迅在《风筝》中,深刻地表现了两种儿童观的对立:一种是传统儿童观,把游戏和玩具看作“没有出息孩子的玩艺”;一种是西方先进的儿童观,肯定“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,玩具是儿童的天使”。鲁迅一生中对中国传统的要求孩子“少年老成”、“听话”、“驯良”之类,曾一再为文进行具体分析,而赞赏符合儿童天性的教育观和方法。


在《难行和不信》中,他指出:“请援,杀敌,更加是大事情,在外国,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们所做的。他们那里的儿童,着重的是玩,认字,听些极普通,极紧要的常识。”


鲁迅也正是这样抚育海婴的。他给朋友的信,特别是给增田涉和山本初枝夫人的信中,经常的内容就是谢谢他们送给海婴的玩具,并生动地描绘过海婴对待玩具的态度。




鞭打与体罚


鲁迅反对小学教师鞭打儿童,但有时他也会对海婴加以体罚,那是遇到他太执拗顽皮的时候,但直至他死,也不过寥寥可数的不多几次,要打的时候,他总是临时抓起几张报纸,卷成一个圆筒,照海婴身上轻轻打去,但样子是很严肃的,海婴赶快就喊:“爸爸,我下回不敢了。”


这时候做父亲的看到儿子的楚楚可怜之状,心软下来,面纹也放宽了。这宽容,小孩子容易体察,立刻胆子大了,过来抢住那卷纸筒问:“看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?”


他是要看究竟纸里边包藏着什么东西用来打他。看到的是空的,这种探究的迫切心情,引得鲁迅先生笑起来。紧跟着父子之间融融洽洽的聚会,海婴也会比较小心拘谨一阵子。


有时海婴也会发表一些“高见”,他说:
“我做爸爸的时候,不要打儿子的。”
“如果坏得很,你怎么办呢?”鲁迅问。
“好好地教他,买一点东西给他吃。”


鲁迅以为自己最爱孩子,但是他儿子的意见比他更和善,能够买东西做感化工作,这容易办到吗?鲁迅笑了。


孩子的干扰


有时鲁迅正在工作,海婴跑来玩。鲁迅是板起脸孔叫他出去吗?不是的。就是再忙,他也会放下笔来敷衍几句,然后再叫许广平领他出去玩。有一回。鲁迅正写到一半,海婴来了,看到他还未放下笔,出乎意外地在笔头上一折,纸上立刻一大块墨。他虽则爱惜他的文字,但并不发怒,放下笔,说:“唔,你真可恶。”海婴飞快地逃开了。


海婴喜欢拿起笔来乱涂乱画。鲁迅是很珍惜一切用具的,不肯抛弃小小一张纸,即便是包东西回来的纸张,也必摊开折好积存起来。包扎的绳子也一样,一束一束地卷好,放起,遇到需要时可以用。但对于海婴索取纸张,就是他最喜欢的,给他乱涂,也是满心愿意的。有时许广平可惜起来了,以为小孩无知,应该晓谕,不要让他随便糟蹋。但鲁迅更珍惜的是儿童时代的求知心情,对海婴总是多方满足。


海婴在鲁迅身边玩得差不多的时候,许广平会叫海婴走开,免得误了鲁迅的工作,鲁迅常常说:“不要紧的,让他多玩一歇罢。”或者说:“他玩得正高兴,不肯走的,让他在那里,横竖我不做什么。”许广平是很矛盾的,她说:“在同小孩玩的时候他是高兴的,我又不敢打断他们的兴致—再把小孩叫开,但是走后他马上又珍惜时间的浪费,他是这样的克制着,为了和爱子周旋都觉得太过长久了。这便使得我在彷徨无主中度着日常的生活。”


性教育


对于孩子的性教育,在鲁迅看来这是极平凡的事,绝对没有神秘性。赤裸的身体,在洗浴的时候,他们夫妻并不禁止海婴走出走进。许广平说:“实体的观察,实物的研究,遇到疑问,随时解答,见惯了双亲,他就对一切人体都了解,没有什么惊奇了。”


鲁迅平时常谈到中国留学生跑到日本的男女共浴场所,往往不敢跑出水面,给日本女人见笑的故事,作为没有习惯训练所致的资料。这也正是以针对中国一些士大夫阶级的绅士们,满口道学,而偶尔见到异性极普遍的用物,也会遐想不已的讽刺。鲁迅认为,这种变态心理的矫正,必须从孩子时代开始。


死与遗嘱


许广平回忆了鲁迅和海婴之间的这样一段谈话:“爸爸,人人是那能死脱的呢?”


“是老了,生病医不好的死了的。”
“是不是侬先死,妈妈第二,我最后呢?”
“是的。”
“那么侬死了这些书那能办呢?”
“送给你好吗?要不要呢?”
“不过这许多书那能看得完呢?如果有些我不要看的怎么办呢?”
“那么你随便送给别人好吗?”
“好的。”
“爸爸,你如果死了,那些衣裳怎么办呢?”
“留给你大起来穿好吗?”
“好的。”


鲁迅在1934年12月2 日致萧军萧红的信中也谈了这么一件事:


“他去年还问:‘爸爸可以吃么?’我的答复是:‘吃也可以吃,不过还是不吃罢。’今年就不再问,大约决定不吃了。”(《鲁迅与海婴》)在中国,父为子纲,即使所谓“百无禁忌”的童言,居然议论起父亲的死后,也是严厉禁止的,即使不以为这是“不祥”,也会看作严重的失礼,轻则会受到呵责,如果因此挨一顿揍,也不会认为过火的。


而鲁迅则是平心静气地交谈,其实是给予认真的教育。这表明,在五伦中处于第二位的父子关系问题上,鲁迅完全没有封建礼教的观念,完全没有封建迷信的观念,对于儿子,除了担负抚养教育的义务以外,没有丝毫的“父权”的要求,而只有真诚的“爱”。




鲁迅对于子嗣的爱,出于两个基本原则,一是以身为幼者和弱者的子嗣为本位,一是充满了利他主义的精神,以科学的、理性的、最富有人情的态度对待未来的生命或生命的发展。


鲁迅自然是希望“后来居上”的。他说过希望他儿子做父亲做得比他还好。但是,对子嗣未来谋生的手段,鲁迅却写下了这样的遗嘱:“孩子长大,倘无才能,可寻点小事情过活,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。”


王得后先生在《“两地书”研究》中对这一条遗嘱有过很深刻的评论,他说:“这条遗嘱在文艺界是非常有名的。循名责实,人们相约不要做‘空头’文学家和美术家,着重在‘空头’二字。”他深入地分析道:“我相信,鲁迅多半是想到了自己在文学艺术界的影响吧?这种影响是有可能给予子嗣以某种荫庇的。这种荫庇,不来自世袭的权势,而来自‘父荣子贵’的封建主义传统,彻底否定这个传统,依靠自己,像千千万万劳动者及其子嗣一样,依靠自己谋生存,求发展。”依靠自己谋生存,求发展,正是鲁迅这条遗嘱的实质内容,很值得我们现在教育子女时学习和借鉴。

来源 书香上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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